三年前和民泽认识，是在我来武汉打工的一家餐厅。老板是个泼辣的女人，每天骂了她爱小赌的丈夫，再来骂我们服务员“一个个死懒”。我每天洗碗择菜端盘子，穿着平底鞋跑来跑去，一天没有坐下的时间，没有说话的时间，我也不想说话。

　　服务员都是一群小丫头，来自异乡贫穷的农村。客人来吃饭，享受我们的服务，有时还有恣意的调笑和欺辱。任客人怎么开玩笑，怎么做小动作，我们都不能吭声。老板说客人是上帝。

　　民泽就在那群男人里。我进包房给他们端菜，他们起哄，要我陪他们喝酒，我只说对不起我还有事，就转身离开。口哨声在身后尖锐地响起。“老板，你这里是什么服务员？要她陪我们坐一下都不干！”老板娘瞪了我一眼，推开包房的门满脸堆笑。“我这就要她来！”

　　我推开包房的门，又是一阵低俗的起哄。我心里充满鄙夷。一个声音招呼着，“来来来，过来坐。”我走过去，坐在他拉开的椅子上。还是那个声音，他问我贵姓，我小声回答。他拿来一杯橙汁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来，我敬你一杯！”我忙拿起杯，“不，不敢。还是我敬你！”抬头的一刹那，看到那个人，是一个中年男子。

　　他就是大我二十五岁的民泽。

　　哥哥在贫穷里死去

　　来汉打工那年我十六岁。初中毕业不久。老家恩施农村是个穷地方，初中就是女孩子的最高学历了。女孩读完初中就外出打工。我们家更穷一些，兄妹仨。妈喜欢哥，爸喜欢妹，哥也喜欢妹，我是中间倔犟叛逆的一个，没人喜欢我。我对哥也是冷漠的，我们之间没什么交流，说话也是简单的一两个字。

　　哥大我四岁。去北京那年他大概只有十八岁吧。他很少回家，也很少有钱寄回家。每年到了年节，看到打工的人流回家，看到人家父母喜滋滋地拿着汇款单去取钱，爸爸总蹲在地上抽烟叹气，骂哥不争气。

　　我也是后来才理解哥的。哥从小喜欢文学，初中时他就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。他打工挣的钱都给买了书。哥从北京回家时，两纸箱子书是他惟一的财产。

　　那是2000年春节前夕，哥本说好那年春节不回的，可他却忽然回了。

　　哥病了，得的是急性黄疸性肝炎。他躺在床上，床头放着碗和洗漱用品。几天后，哥被送到县医院住院，不久又转院去了市医院。父母在医院照顾哥。我在家里给上学的妹妹做饭，我们都在心里等着哥的消息。

　　爸把哥背回家的那天很冷。乡亲们都来了，他们放了鞭炮。哥又躺在他的那张床上，他躺了一个星期。过小年的前一天，哥死了。

　　看见他我就快乐

　　哥死了，过完那个年，我怀着悲伤回到了武汉，我还是得挣钱，爸妈还等着我寄钱回去。

　　民泽还是经常来，他成了我们的熟客。

　　还是那个包房，男人们都在打麻将，我在一旁给他们倒茶水。民泽没有打牌，要我放碟他听。然后他拍拍沙发，要我也坐。我在离他两人的距离坐下。他问我，家在哪里，今年几岁，为什么这么小就出来打工。我礼貌地一一作答。他又问，你怎么总是不笑呢？我愣了一下，意识到自己是服务员，不能不笑，也才意识到，在客人眼里，自己原来总是不笑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想以笑回答，却忽然捂着脸哭了起来。我哭着说，我哥死了，他只有二十岁……

　　他在我的哭声里愣住了。他说，真的吗？可惜！我哭得更凶。他坐在离我两人距离的位置上，安慰我，算了算了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要想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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